财联社12月16日讯（记者 吴雨其）12月11日，由财联社联合华源证券主办、东吴证券协办的首届财联社私募业高质量发展论坛暨首届私募基金·华尊奖颁奖典礼在黄浦江之畔隆重举行。在这场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议题的论坛上，人工智能与新质生产力无疑是最受关注的方向之一。
久未在公开场合发声的尚雅投资董事长石波，在本次论坛上以“人工智能革命与中国新质生产力”为内核展开了一场高密度的主题演讲，将视角从瓦特发明蒸汽机的工业革命一路推演至以AGI为目标的智能革命，从美国OpenAI的突破与算力军备竞赛谈到中国在数字基建、供应链和制造体系上的比较优势，试图回答一个关键问题：在这场被他定义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科技革命中，中国的机会究竟在哪里。
在这场演讲中，石波并未对AI行业给出短线判断，而是从人类生产力形态更迭的长周期出发，将AI视为继蒸汽机之后影响力最深远的变革力量，强调算力投资正在成为新的数字基建，并将以接近指数级的方式改写全球产业分工、能源系统与资本回报结构。
在他看来，上一轮中国依托房地产拉动经济与城市化，这一轮则有机会通过AI和算力基础设施完成新一轮生产力的全面解放，在数字世界中构建新的“铁公基”，也在现实世界中为中国制造和供应链找到新的增长锚点。
AI如何改写生产力与经济增长？
石波首先将人工智能革命放回到工业文明的长周期框架下进行对比。在他看来，自1775年瓦特发明蒸汽机以来，人类经历了从蒸汽机到电力、通信，再到互联网的多轮技术迭代。
蒸汽机推动的是体力劳动的机械化，使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互联网则在信息传递和商业模式上带来了巨大变革，但真正将智能本身作为改造对象的，是当前这轮以大模型与AGI为目标的人工智能革命，影响范围和深度已经超出传统意义上的工业革命，更接近一场覆盖全球经济运行方式的科技革命。
石波借用蒸汽时代的“杰文斯定律”来解释AI时代的算力需求：当效率提升10倍时，需求往往会扩大到原来的数十倍甚至百倍，因为效率提高本身会刺激更多应用场景的出现，进而显著放大上游资源的消耗。
在大模型快速迭代的背景下，token数量呈现出以季度为单位翻番的指数式增长，以一年期来看，对算力的需求增幅远远超过十几倍，而上游芯片产能和基础设施建设很难在短时间内同步跟上，这种虚拟世界指数增长与物理世界线性供给的错位，成为算力投资景气度持续抬升的核心原因。
在宏观经济层面，石波以美国为例，给出了一组测算思路：当前美国GDP约为30万亿美元，近年来AI相关投资规模已经从每年约5万亿美元提升至约7万亿美元，如果假设其中相当部分投入最终能够形成与GDP“1:1甚至1:2”的产出，未来五年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将十分可观。换句话说，即便在传统产业增速放缓、人口结构承压的大背景下，依托算力和AI的新增资本开支，依然有可能构成未来一轮经济扩张的主支撑之一。
石波同时将当前这一轮AI浪潮放在金融史的视角中加以比较。他认为，人类在多次重大金融危机之后，往往都会出现相应的科技革命：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互联网产业进入爆发式发展；2008年美国房地产和次贷危机之后，新能源与低碳经济开启了新的增长阶段；而这一次全球房地产泡沫的出清，对应的则是人工智能革命和算力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
如果说前两轮变革更多集中在信息传递、能源结构层面，那么当前这轮革命则更直接地作用于智能本身，对就业结构、企业盈利模式乃至国家竞争力都会产生深远影响。
在这一背景下，他将AI视为一种不可逆的时代潮流，而非短期热点。按照业内预测，未来单颗芯片的算力和智能水平在2030年前后就有望超过单个自然人，进一步延伸则有可能在更长时间维度上达到甚至超过整个人类社会的总和智能水平。
这样的一种趋势意味着，整个社会的劳动分工、岗位结构、价值创造方式都将被重塑，工业时代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岗位将持续被压缩，服务业与知识工作同样会受到AI的深度冲击。
与其纠结“是否存在泡沫”，不如更清晰地认识到：这轮变革本身具备革命性特征，如果完全缺席，面临的就不只是错失收益的问题，而是被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彻底改写竞争格局的风险。
算力投资正在变成新的“数字基建”
在明确了AI革命的历史量级之后，石波把重点落到了算力这一核心抓手上。按照他的拆解，大模型可以类比为“大脑”，GPU芯片则对应“心脏”，而真正支撑这颗“心脏”持续高效运行的，是数量庞大的光模块、PCB板、机柜、电力系统以及液冷等配套设施。
在当前主流架构下，一颗高性能芯片往往需要配置多枚光模块，随着模型规模扩大、网络结构日益复杂，对光模块的需求会呈现出远快于芯片本身的放大效应，这也是他强调“算力弹性最大在光模块”的原因所在。
从数据中心形态演进来看，他将当前的升级路径概括为“scale up、scale out与scale cross”：在scale up阶段，通过提高机柜内部的算力密度，让单个机柜的功能更趋近于一个超级GPU；在scale out阶段，整个数据中心被视作一个整体算力单元，通过内部互联提升处理效率；进一步发展到scale cross阶段，不同数据中心之间通过全光网络等方式实现大规模互联，形成覆盖更大区域的算力集群。
从这一视角出发，机柜不再只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设备，而更接近于高价值的数字不动产，石波将其比作“一座豪宅”。
在这一过程中，算力投资的外溢效应开始显现出来。每一座数据中心背后都是庞大的基础设施投入，从钢材、水泥到铜、稀有金属，再到电缆、变压器、储能系统，几乎完整覆盖了传统“铁公基”的主要受益行业。
石波指出，未来要达到预期中的AGI水平，全球层面需要建设约200GW规模的数据中心以及约2亿颗高性能芯片，这样的目标对应的是数十万亿级别的长期资本开支。一旦这一进程进入加速期，与之相关的用电需求甚至会占到美国整体电力消费的显著比例，迫使相关国家重新规划能源结构和电力供给。
在产业链纵深上，他特别强调了中国在制造端的优势。无论是电子元器件、PCB板，还是磷化铟等关键材料，抑或是上游的稀土、钨、铜等资源，中国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都具有极高的市场份额，部分领域还具备明显的议价能力。
算力基础设施同样呈现出高度集中的竞争格局。相较于互联网时代企业数量众多、盈利水平不均的情况，当前无论是芯片封装、服务器整机，还是数据中心整体解决方案，真正能参与全球竞争的厂商数量并不多，这使得进入核心供应链的企业一旦站稳位置，就具有较强的黏性和可持续的盈利能力。石波据此判断，算力相关板块目前并没有显现出传统意义上的系统性泡沫，更像是处在一个高景气、供给受限的早期阶段。
从国内外对比来看，他认为，中国在算力投资方面的节奏明显落后于美国。现阶段美国在AI及算力方向上的年度投入已远高于中国，增速也更快，如果不尽快提升投入强度，未来在算力基础设施和AI应用层面，双方的差距可能会进一步拉大。
不过，这种差距也为中国提供了一个“追赶+承接”的窗口期——一方面可以在技术路径与商业模式上充分借鉴先行者的经验，另一方面依托完备的制造体系和成本优势，在光伏、电池、特高压、电网改造与数据中心建设等多个环节放大自身长处，把数字基建变成替代房地产的新一轮经济动能来源。
从美国“0到1”到中国“1到10”
如果说美国是在AI与算力领域率先完成“0到1”的突破，那么石波更关心的是接下来这条产业链如何不断补齐，而这恰恰是中国最有可能发挥优势的阶段。
他用产业链的马鞭效应来形容这种传导路径：终端需求的增长往往并不需要放大到极端水平，中游和上游就会出现数倍甚至数十倍的放大。新能源车产业的经验已经提供了范例——整车销量只是翻倍，但中游电池、电机等企业以及上游关键原材料的业绩和价格却出现了远超整车的增幅。
在AI与算力的场景下，类似的逻辑同样成立。美国首先在芯片设计、大模型研发与应用探索层面集中投入，带来了对高端GPU和算力资源的强烈需求；而要支撑这种需求，就必须大量采购机柜、光模块、电磁元件、PCB板、冷却设备，以及对应的电力和储能系统。
这些环节中，中国企业凭借规模化生产能力和完整的产业配套，已经成为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可以预期的是，随着美国及其他经济体在数据中心和算力方面的投资持续推进，相当部分的订单和利润会通过供应链条传导至中国制造业。
石波给出的数字框架也印证了这种判断：按当前测算，全球算力相关市场空间约为3.7万亿美元，如果假设其中约40%由中国企业通过供应链环节承接，对应的市值空间有望达到万亿美元量级；电力设备与相关配套市场规模约为6000亿美元，而包括存储、液冷在内的细分领域，折合人民币同样有望形成千亿到万亿级市值。
考虑到美国已经出现多家市值达10万亿美元级别的公司，他认为，未来在这一轮数字基建+新质生产力的组合之下，中国市场出现市值1万亿美元左右的龙头企业，并非难以想象的情形。
与此同时，中国在数据和网络层面的基础条件，也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了支撑。一方面，中国互联网渗透率较高，移动终端和宽带网络覆盖广泛，5G通信与带宽优势明显；另一方面，算法研发层面也并非空白，不少核心项目由华人科研团队主导，本土大模型产品的迭代速度正在加快，诸如DeepSeek等新兴模型的出现，反映出中国在算法创新上的潜力。
如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补齐算力短板，特别是在先进制程芯片量产与本土算力集群建设方面取得进展，那么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及各类Agent应用场景中，中国完全有机会实现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部分领跑的转变。
在他构想的路径中，随着大模型幻觉降低至更可控的水平，结合更充足、更低成本的算力供给，AI将逐步从单纯的辅助工具升级为可以承担复杂任务的生产力单元，在制造、交通、能源、服务等多个行业中释放新的效率红利。
配合上游光伏、电池、电力设备和稀有金属等产业链的扩张，AI不再只是少数科技公司和资本市场的故事，而是能够通过“算力投资-供应链扩张-经济增长”的链条，实实在在成为支撑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演讲的最后，石波将过去与未来做了一个时间上的切分：过去三年，全球资本主要在观看和追随美国，在其主导的“0到1”阶段寻找机会；而接下来的三年，他更看重的是中国能否抓住从“1到10”的放大过程——一方面通过加大算力基础设施投资，弥补当前投入强度不足的短板，另一方面依托制造业和供应链优势，把握从数字世界向物理世界传导的每一个环节。对投资者而言，这既是一轮关于科技与产业的长期赛道，也是一次关于宏观经济增长方式重构的结构性窗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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